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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胡舒立《财经》网络版 /总188期  [2007-06-23]
http://www.caijing.com.cn/newcn/home/editorial/2007-06-23/22982.shtml

惟有借山西“奴工事件”痛定思痛，标本兼治，毫不迟疑地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理顺制度结构，我们才能期待“奴工事件”在风暴过后不再重演，人权保障的法治环境渐然有成。

山西“奴工事件”曝光，震惊中国。连日来，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读到不同媒体发表的一篇篇评论，直指此事件绝非偶然、绝非局部、绝非始于今日，分析此事件昭显的司法不彰、道德沦丧、政府失灵，可谓鞭辟入里、痛快淋漓。而此一事件中所显示的舆论监督之强大威力，中央政府之雷厉风行，也使人感到欣慰和希望。

不过，我们还是想提出最基本的诘问：既然此事件发生诉及舆论后，足以“人神共愤”，何以同类事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当普遍地发生？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而且是儿童的生命、自由和尊严，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践踏？

答案指向法治与人权。遍查各种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在基本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中国的法律并无过多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第32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6年刚刚修订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各种国家与社会优先保护的权利；在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了对妇女的特别保护；1991年国务院就出台过《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9月同名规定重新颁布，也明确禁止社会使用童工，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更是都作出过各种专项规定。至于涉及劳动用工，还有更多的相关法律，不遑多举。

从特别法到普通法，从行政法到刑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中国立法对妇女儿童，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企业用工可能存在的违法防范、行政与司法救济，不可谓法网不密。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奴工事件”的发生告诉我们，人权基本保障的法治环境还需要双重支撑：其一，严格执法、尽职尽责的政府；其二，人权意识觉醒、行使自由权利的公民社会。两者缺一不可，而从目前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奴工事件”及同类事件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社会，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双重缺失。长期以来，“人权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论辩话题，“奴工事件”的冲击使我们有机会震动和反省。

因此，如果要对奴工现象所折射的人权挑战做出全面的认识，必然触及多重问题。它是简单的，但也是复杂的。

第一，“以政府为榜样”，这是古今中外从未失效过的基本常识。因此，政府在人权保障方面本应起到表率作用。但这一事件中，相关的地方基层政府至少在事件曝光之前表现令人失望，公务员渎职以及基层政府小团体的渎职普遍，成为“奴工事件”出现、蔓延和升级的核心原因。

第二，由于舆论渠道存有行政性垄断，导致人民对侵害人权现象的监督缺乏有效途径，无限增加的监督成本导致民间监督政府意愿受挫，并且形成一个扭曲环境，以至于除了失踪者的家属与受奴役者，基本上没有当地民众主动有效的举报行动。

第三，全社会还严重缺乏公民自治的心理状态与实际行动，因此在政府某些职能短期缺失时，社会缺乏自我净化能力。这与长期的传统相关，但也说明社会自治的发展水平尚严重不足。

第四，以目前教育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看，人权教育和法治教育本身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公民意识的培养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山西“奴工事件”在此意义上具有高度典型意义。

这些问题是“奴工事件”在令人悲愤和震惊之余的基本启示。应当承认，此次中央政府处理事件中鲜明、坚决与理性态度很值得赞许，地方省级政府亡羊补牢也堪称积极。而惟有借事件发生痛定思痛，标本兼治，毫不迟疑地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理顺制度结构，我们才能期待“奴工事件”风暴过后不再重演，人权保障的法治环境渐然有成。

（本文刊于6月25日出版的2007年第13期《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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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述评-崔克亮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3月7日
http://www.chinapec.com.cn/websites/new/fzyd/f036.htm

2006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始于国务院“非公经济 36 条”进一步落实的温暖基调，却终于围绕“原罪”辩论的沉重氛围。虽历经波澜，中国民营经济在这个“十一五”开局之年，依然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穿行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林漠。

“原罪”讨论凸显民众对程序正义的诉求

2006年末出现的关于民企“原罪”的热烈讨论，跟2006年度多位民营企业家先后落马大概不无关系。

是年10月，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被捕；广东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因涉嫌偷税被有关部门刑拘；

11月，创维集团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因涉嫌偷窃诈骗在香港区域法院受审；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正式辞职，“以个人身份”配合中纪委对有关房地产事宜的调查；

12月，被誉为“民营油企第一人”的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新华人寿董事长关国亮因遭调查而辞职；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等 9 名高管刑事诉讼案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中国民间早就因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对“不义而富且贵者”怨声载道，加上“问题富豪”的频频落马，追索民企“原罪”的声浪便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一些高官公开针对民企“原罪”和非公经济发展问题发表观点，为民营企业家鼓劲打气，为继续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006年11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提出，“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胡德平认为，民企真正的法律地位 1988 年才确立，“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

12月17日，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指出，“民营经济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

12月27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表示，“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对不会变化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我们还是主张不争论，还是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

同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干脆表示，所谓民营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是一个伪命题、假命题。

尽管民间对民企“原罪”的追索声不绝于耳，但对于何为“原罪”，中国民企到底有无“原罪”，学界和舆论界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

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把所谓“原罪”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改革性探索原罪”：上世纪 80 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的起步改革期，民营企业的违纪违规较多地集中于对旧体制的“边缘突破”、“良性违法”；第二类是“发展性被动原罪”：上世纪 90 年代深化改革期，民营企业的违规违法更多地表现为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跟随违法”；第三类才是目前原罪之争的焦点，即民企“第一桶金”中的权钱交易。企业界人士建议：要鼓励和支持并非真正犯罪的“改革性探索原罪”，通过法院的判例立法，解决改革实践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同时，要赦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企的“普遍性道德原罪”，要在全国人大建立听证会制度，解决原罪划界问题。

其实，当代中国的资本原罪，完全可称之为中国式资本原罪（即权力寻租，或吴敬琏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大特色在于，资本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关系、分赃关系。个别掌控者靠出售或出租这种本应由全民享有、授予并监督的公权力谋一己之私；另一方则用资本非分地赎买这种权力以谋求更大的资本利益，并因此而剥夺其他人平等享有这种权力的机会。在这样的交易中，少数权力和资本的掌控者确实实现了“双赢”，而绝大多数既不享有权力也不占有资本的人则彻底丧失了其作为公民的权利。可见，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本质上是官家市场化的原罪问题。民营企业家固然要为这种意义上的“原罪”承担其自身的责任，但最根本的责任应由不受约束而由个人肆意出租的“公权力”和关乎“公权力”运用的制度安排来承担。

换言之，如果有所谓的“原罪”，那其实就是少数人以特权谋特私，把公共资源不公正地瓜分到个人手上。所以，民众对公共资源分配的不满，未必是对化公为私的市场化方向不满，而是对化公为私的起点和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不满。

鉴于此，有两个原则必须予以强调：第一，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基本国策不容有丝毫的动摇，因为，法理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经济繁荣、国富民强的基石和不二法门。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的最大优势是财产权明晰、产权明确，而明晰并获得法律有效保障的财产权（或物权、产权）正是现代市场经济赖以孕育并繁荣的基石。第二，获得财富的起点和程序必须是合法的、公正的，只有这样，民众才不会对财富分布结果的不平衡有如此大的怒气，社会上才不会形成过多的“仇富”情绪。这也就是罗尔斯、诺齐克等人所谓的“获得的正义”、“转让的正义”、“矫正的正义”。关于“第一桶金”，罗尔斯有“无知之幕”之说，即如果初始财富的来源因种种原因无法查考、无法追索，即假定其为“无知之幕”笼罩，我们只能从“有知之幕”开始启动，在承认既定事实的起点上启动并延续正义的链条。现在的问题是，许多非法和不义财富获取和转让的起点和过程确实是明晰的，确实显现在“有知之幕”下，并不是笼罩在“无知之幕”中，而且，这种用非法和不正义手段聚敛财富的行为正在大量发生着，与之相伴生的是，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这恐怕是民众“仇富”情绪激烈的真实原因所在。

民营经济ＰＫ国有经济：孰领市场之风骚

2006年末到2007年初，在民营企业背负“原罪”阴影谨慎前行之时，国资委负责人则高调表示要“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新一波国有企业的大重组也霍然拉开了序幕。

由国务院办公厅于2006年12月5日转发的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10年，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调整和重组至80－100家，其中30户到50户将发展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目前，在国资委的主导下，央企改革正呈加速之势。

据国资委称，经过近几年重组，央企数量已从2003年的196家减少至目前的159家，重组面占 40％。重组后，央企在2006年实现利润7546.9 亿元，同比增长18.2％。

基于此，坊间对2007年这一波央企重组的热潮基本持肯定态度。不少学界人士认为，就资本市场而言，央企的整体上市不仅扩大了资本市场的规模，提高了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率，更有效改善了其市值规模，提升了整体资产质量，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久繁荣提供了保障；就宏观经济而言，整体上市的央企在关键领域发挥独特优势作用，将使市场资源不断得到优化配置，经济活力将不断得到释放。

但是，央企重组毕竟是一项巨大且复杂的工程。对此，各界的担忧也不少：如何避免“拉郎配”；改革成本有多大；会不会造成新的垄断、加剧不公平竞争、限制民企机会，从而阻滞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会否又成为国有公司上市圈钱“脱困”、而让股民买单的游戏……

人们对国企重组的大动作表示出这样那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近 3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雄辩地表明，中国经济改革表现最出色者，不在于对旧体制的改造，而在于“体制外经济”的迅速崛起——即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恰恰是未经成功改造的旧体制一直对新兴的“体制外”市场力量形成周期性的反压。这一“体制外”崛起的进程通常被称之为“增量改革”。之所以“增量改革”的绩效远远优于“存量改革”，是因为后者必须“破旧＋立新”，而前者仅仅需要“立新”而已。旧体制的政治经济既得利益阶层对“立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对“破旧”却顽强地抵制。农村早期改革的成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并不需要旧体制作伤筋动骨的大改变，它所全部有求于执政党和政府者，不过是“允许”而已，至多也不过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在口头上作出“政策不变”的表示。换言之，“增量改革”的成功在于公权力的“无为”，在于“无为”赋予民间力量的自由所焕发出来的活力。反之亦完全有理由说，国有企业、股市、政府机构的改革之所以失败者多，则大多是缘于公权力的“有为”。旧体制的核心是公权通过对组织、资源、产出、分配的全面控制以实现对人的全面控制，其实质就是剥夺自由。“增量改革”是一个先自由后增长的过程，经济权利的自由化产生了经济组织的多样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而“存量改革”因为没有首先赋予全体公民作为“存量所有者”以平等的自由，它的改革路径与“增量改革”全然不同，其绩效不彰便是理所固然。

易言之，权利主体虚化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然效率低下；在行政保护下的国有企业效率普遍较高，但长期如此会损害经济的均衡发展；在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必须允许民营或外资入股，才能维持企业效率；国有企业的效率只能体现在非竞争领域；只有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均衡发展，才能在避免两极分化的同时又避免国有企业对经济体制的潜在负面影响，才能避免国家机会主义、诱发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国有企业亏损诱发的金融风险至今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走笔至此，不由人想起市场经济鼻祖斯密的经典名言：“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的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也不过了”。斯密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说，如果某一部门投资太多，利润的降低会纠正这种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合适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

对于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的中国而言，重温斯密的上述论述，不能不引起我们深长的思索。

By 雷颐(北京)  ■晚清变局丛谈   来源：《南方周末》2007-06-14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614/wh/ydws/200706140056.asp
 　　　　　
      对“戴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甲午战后虽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投资，于是不便继续禁民间设厂；再加上此时清政府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在危机面前，清政府不能不公开改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而1895年8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清政府虽然此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成立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这一阶段相对发展较快，但其内部其实一直有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因此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直到甲午战后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结果必然是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与斗争，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在李鸿章的反对下，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官办的提议不了了之

　　1872年创办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大获成功，在此鼓舞下，洋务派又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轮电之争”中的“轮”，便是指“轮船招商局”。1877年山西道御使董鯭翰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此奏一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立即坚决反驳，他提出办招商局是“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商局关系国课最重”，如果任意干扰，“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在首先强调招商局对国家富强的意义之后，他接着辩解说招商局全是商股，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也。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李鸿章在此折中用的词是“中华”而不用“华商”，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联想到私人的词汇。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而且华商得利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煞费苦心，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练。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居奇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始垫有官款，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十几年后，即甲午战后的1896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置散，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反驳了王鹏运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清政府想将电报总局收为“央企”，袁世凯则想将之变为“地方企业”

　　所谓“电”，是指创办于1880年的“电报总局”。架设电线、成立相关机构对近代以来一直军情紧急的清政府本是重中之重，但与所有新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因顽固派认为这些是西方的奇技淫巧而迟迟未有进展。李鸿章于1879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线，后又于第二年藉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犁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敷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划下，电报总局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完全是商股商办。

　　或许因为轮船招商局创办在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成立稍后的电报总局命运则相对平稳，在1902年前未遇将其“收归国有”之议。

　　1902年秋，李鸿章病逝未及一年，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开始设法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收归国有。袁以强硬著称，主张“强政府”，由政府兴办新式企业，所以想把“北洋”的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增强政府、同时也增强自己的实力。此时，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经营者盛宣怀父亲病故，袁世凯乘盛丁忧守制之机，夺去了盛宣怀的“督办”之职。

　　刚开始，清中央政府想派人将轮、电二局收归“央企”，以利中央财政，对此盛宣怀坚决反对，错误地想争取“实力派”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也反对将此二局收归中央，但他的真实想法是一定要将其收归“北洋”，即“地方国企”。

　　盛宣怀是个复杂异常的人。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精明超常，本身即是官员，对官、商两界都非常熟悉，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李鸿章乃至后来张之洞创办企业，都对他十分倚重。他于1885年担任招商局督办，与前任相比，他主政时的“官督”大为加强，官的色彩较浓；但与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他又是“商”的代表，坚决反对“官办”。这种亦官亦商的两面性，在他的官、商生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早在1894年2月初，他奉李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官收回，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以前的企业都是“局”，“局”乃官方机构名称，“厂”则是企业名称。由“局”改“厂”，一字之易，却是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901年，由于棉花价格猛涨，工厂亏本，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称由于亏损严重，“自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后，盛宣怀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营的企业，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集成纺织公司，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曰“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今天许多“戴红帽子”企业其实也是如此改制，盛氏百余年前的手法依然适用，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早就担心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可能被收归国有，盛宣怀在经营轮、电两局时就多次想方设法将盈利及各项收入转为商股，以便万一将来政府按票面价值将轮、电二局购归国有时，包括他在内的股东利益不至损失太大。

　　然而，此时“商人思维”的盛宣怀面对的却是“强政府思维”的袁世凯，他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1903年1月中旬，袁世凯被清廷派为电务大臣接收电报局。袁世凯以政府资金紧张、无法全付商股为由，表示商人仍可“附股一半”，而另一半商股则以大幅度煞价“购回”。此法一出，商情哗然，但毫无办法。此时清政府因要支付巨额“庚子赔款”，连超低价的“价购”都付不起，在降旨袁世凯接收之时宣布：“该局改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对这种完全的“商股官办”，朝廷还说是在维护既有体制之中“寓体恤商情之意”。无论盛宣怀及众商人多么不满，想出种种办法，都无法改变收归官办的命运。袁世凯的基本思路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官。

　　接收完电报总局，袁世凯紧接着就强迫盛宣怀辞去招商局督办之职，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担任该局总理。这样，袁世凯通过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轮船招商局由他派人督办，从而将这两个大型企业实际收归己有。

　　以前有李鸿章作靠山，盛宣怀做事一直顺风顺水，现在靠山已去，且面对的是“强势政府”袁世凯，自然毫无招架之力，顿时败下阵来。他当然不甘就此作罢，于是暗中准备，窥测时机，以图夺回企业。他本来就是亦官亦商，现在对“官”权之大的体会更深，于是在积极联络股东的同时又向大太监李莲英巨贿买官，终于在1908年3月授邮传部右侍郎。铁路、电报、航运和邮政都归邮传部管，盛氏顿时权力大增。有了权后，他首先联络电报总局的入股商人与政府交涉，要求退还收归官办的电报总局的商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最终按每股180元的价格将全部股票从股商手中买回，股商挽回部分损失。

　　就在这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政坛风云突变，袁世凯骤然失势，被贬归家，盛宣怀明白机会来临，于是开始努力夺回招商局。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的短短几年中，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不仅未添几艘船只，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盛宣怀以挽救招商局为理由于1909年8月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组织商办隶部章程”，“注册立案”，并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会议上报后，邮传部(盛宣怀任右侍郎)复电承认轮船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同意设立董事会。招商局终于完全商办。

　　在“轮电之争”中，中央(清廷)、地方(袁世凯)和商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产权不明”的混沌状态下，自然是谁力量大，权益就归谁所得。
　　
　　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导火索

　　铁路最开始引入时受阻力最大，但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路耗资巨大，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所以又不得不招商股，而更多靠举借外债。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此举遭到这几省民众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之际，清政府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于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张下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国有”，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怒不可遏，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两湖”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属邮传部管，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推行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

　　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日甚一日。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即转向“国有”。

　　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没有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1890年成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机器织布的开端。在盛宣怀主持下，经过逐步改制，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

来源：《南方周末》2007-5-31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531/xw/szxw2/200705310024.asp

　　□本报记者  吕明合  发自浙江温州
　　
　　2007年5月初，被调任温州市农业局局长不满一年的瑞安市前市长叶春江毅然辞职，加盟金龙鱼公司，成为又一名“下海”官员。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从未间断，在浙江，弃官从商更是成为官员仕途“受挫”后的主要选择，其中，又以温州为甚。

　　4年前的2003年4月，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秘书长何包根和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他们被合并称为“温州现象”。4年过去了，由于换届，政府官员们又迎来新的流动高峰。

　　5月10日，本报刊发《民营企业主竞逐党代表》一文，考察老板从政，现在，我们考察4年前的那次反向流动，那些决定给老板打工的官员们，今天在做什么。他们的经历对公众或有启示。
　　
　　不理想的转变

　　50岁的吴敏一已不想再提起过去的事。“不要多说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2007年5月26日，他以在外出差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四年前，同样是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吴敏一侃侃而谈，不回避媒体。这位温州市前副市长曾把升任市长作为目标，以便获得更大的服务公众的平台。在这个目标变得不可能后，选择下海经商。

　　作为温州当时级别最高的下海官员，从2003年辞官后，吴敏一一直没有离开公众视野。

　　中国鞋业巨头温州红蜻蜓集团是吴敏一下海的第一站。2003年5月18日，他担任集团新筹建的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但8月便离开，不到100天。

　　从红蜻蜓辞职后，他先到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然后转投吉利集团，再转任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敏一的职业经理人之路一波三折。

　　“现在是第5个东家。”熟悉吴敏一的一位前同事说，虽然他还挂着秋林集团总裁的头衔，但“基本上，他和秋林集团已无别的关系”。

　　熟悉其情况者介绍，现在的吴敏一在安徽黄山替几个温州苍南老板管理着房地产方面的产业。虽然也有几千万资金，但和以前的职业经理人之梦不同。

　　但这些说法无法得到吴的证实。和吴敏一一起辞职的另一位副市长林培云、温州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也都没有在商海中走得更远。

　　“我没什么好说的。”林培云说。他辞职后，就在新城房地产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一直低调处事，与媒体绝缘。

　　而何包根，在短期内担任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现赋闲在家。

　　2003年5月，甫一辞职的王运正即被奥康集团聘为重庆分公司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西部鞋都工业园区的建设。

　　“我在重庆没关系，完全靠自己适应。”王运正说。谈及自己的下海和两种角色的变换，他自觉还算顺利。

　　“我辞职(从企业)是出于健康的考虑。”王运正说，在重庆呆了不久，他就住了两次院，最后只能选择离开。

　　“现在上海，做点小生意。”王在电话中说。
　　
　　“顺利者”讲授经验

　　和吴敏一等官员相比，康奈集团总经理钟普明是温州下海官员中的特例。

　　这位前温州市经委副主任和乡镇企业局长，现在的举止已具商人气度，只有被人喊到“钟主任”时，他才能想起自己曾经是个官儿。

　　在下海官员中，钟普明在所在企业担任的职务和授权程度都很高，甚至被有人称为温州“第一职业经理人”，他还经常作为成功者给温州其他职业经理人上课。

　　相比吴敏一等人员，钟普明的故事更早一些。2001年10月，任期尚未过半，钟普明就正式下海，被聘为红蜻蜓集团总裁，直至2005年5月转至康奈集团。其间一旦赋闲，就被几家温州大型企业热追，成为温州老板的“宠儿”。

　　钟普明说，商海水深难游，相比后来者，他总结自己“还可以”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准备充分，官员下海，不学游泳不熟悉水性就贸然扑向大海，只能十游十沉。

　　“下海前，我和很多老板都聊过。了解了老板的心态和脉搏，能找准位置。另外，我在经委和企业局呆了23年，也看过太多企业的沉浮。”

　　第二是定位准确，“(我选择的)第一站是红蜻蜓，知名度比较小。我们要从零开始。这样的二流企业，空间比较大，能更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是心态调整到位，“心态要平衡，下去了一定要置换”，没有必要张扬，“不能露，不能高调”。

　　最重要的是能为企业不断找到利润增长点，“企业家只认效益。出一些新招绝招，很要紧，找不到可不行。”
　　
　　什么样的官员愿下海

　　“温州民企潜力很大。”钟普明说，正是“温州的区域背景催生了我们下海”。

　　下海前，钟普明在机关呆了二十多年，已无太多发展空间，“觉得腻了”，“想到民营企业试试”。

　　从政界精英到商界精英，钟普明承认，他下海，与在体制内受到限制有很大关系。“在机关，很多人只会说，不干事。很多精力都在内耗上。”

　　“我下海，要感谢南存辉(正泰集团董事长)。”2000年春节前的农历二十八，两人在温州钧瑶宾馆谈话。职务南存辉劝他，“下海是时候了，还做什么事呢？”钟普明回忆说。

　　这位商界知名人士劝他，“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跟不上，如果干部按能力、大家选的话，你不至于还做经委副主任……”

　　“这打中了我的要害。”钟普明说。南存辉还告诉钟，“我们这代人还是先自己把自己解放了。”

　　这位长期游走政商两界的人士分析说，干部下海，比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多集中于企业文化、公共形象塑造、人事管理、党建等，多负责行政工作。职务包括办公室主任、副总裁、党委书记等，但在民企，这些角色并非最重要。

　　前温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正泰集团副总裁林可夫，和原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德力西集团党委书记郑达东都属此类

　　第二类，则是做期权灰色交易，“这样的人会很低调。”

　　由于出发点不同，官员下海的心态也就大相径庭。“有的是做了准备，又不准备下海，又重新穿回衣服。有的是已经跳下去了，嫌海水又咸又苦，眼睛都睁不开。”

　　“这样的人，一般只考虑自己。”有一次，他推荐一个干部到企业任职。“本来最初同意年薪是50万。但他又说自己没后路了，老板说，把三年工资都给你吧。还给80万见面礼。230万都给他了。结果他又提出，物价指数上升怎么办？他还是犹豫，我说那就算了，你还是不要下海好。”

　　正如钟普明所说，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毅然提前下海的，可能不是主流。

　　2003年，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调查发现，下海官员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官员(一般三四十岁)辞职下海，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往往也是组织部门看好的后备干部。

　　另一种是提前退休而下海的。这些人一般50岁上下，30年工龄已满，仕途上难以更上一层。对于这类经验丰富，又有人际网络的官员，有的企业喜欢聘请，作为副总或者顾问，可以很好发挥他们的原有优势。

　　临近退休而下海的官员，一般都会被保留工资福利待遇，被称作“系着保险带”下海。在当时受调查的浙江省11个市103名下海官员(省直机关除外)中，提前退休的有74名，比例为72％。

　　至于目前的比例，“我们目前对此方面没有新的调研。”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王俊说。
　　
　　红顶庇佑

　　在中国，虽然舆论普遍对官员下海给予期许和赞扬，但有关下海官员可能借机腐败的质疑也一直未停止。

　　2003年夏天，根据浙江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金士希的调研，浙江省政协委员杨扬向省政协递交了题为《领导干部“期权化”现象应引起重视》的提案，而上述浙江省委组织部的调查，也正因此而发。

　　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王俊本人也对此有过担忧。当年，他在《党建研究》上撰文，将官员下海的权力腐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洗钱”，以经商之名，将在位时收受的贿赂洗白；二是“权力投资”，在位时为企业谋取了不正当利益，辞职后再到该企业工作，搞权力期权；三是“利用剩余政治资源”，利用其行政关系网，为企业牟利。

　　一名业已下海的温州正县级干部说，在温州，除个别“靠能力吃饭”的官员外，更多的人下海，依靠的还是自己下海前的行政资本。

　　而这时，前市长和前局长们的官职，往往会成为特殊的无形资产，在市场中获得相应尊崇，“这样的现象，在目前官员下海中，仍然还是属于多数”。

　　在温州商界，一个熟知的规矩是，企业聘任下海官员，仍要按行政级别区分不同待遇。“正县级的在温州一般是50万年薪，还会配车，有的企业还给进门红包。”

　　为什么给这么多钱？这名前官员并不愿多说。

　　业已下海担任新雅集团党委书记的前苍南县政协副主席陈如奏承认，民营企业聘任前官员，好处是可以给企业提供更多的缓冲地带，特别在工商、税务等企业最敏感的地带，有“沟通机会”。

　　而另一方面，对小企业来说，借助这些前官员所具备的政治资源，可以获得更高层的政治资源，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平台。“社会影响大了，生意可以做得更大”。笃信此点的温州商人在不断吃到甜头后，显然对这套逻辑更加深信不疑。

　　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中国，防范下海官员搞权力期权，早为官方警惕。

　　2004年中组部颁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必须履行辞职程序，其中“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干部要委托审计机关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2005年7月，在官员下海最普遍的浙江，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再度出台了名为《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规定。

　　该规定从条件、程序、辞职后从业行为等方面提出具体的限制和监督要求。对官员“下海”也作出了明确从业限制：

　　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但综观这些规定，往往难以落实。如何避免搞权力期权也不是一个规定就能解决的。

　　四年前，吴敏一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也许有的人经商后和原来的权力系统中人有默契，但这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来解决。这番话今天依然有道理。

　　熟悉吴敏一的人认为，他的才智远未发挥，吴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大部分辞官从商者都看重现实利益。

By  郑作时（记者） 2007-4-18
来源：《南风窗》 http://www.nfcmag.com/ReadNews-11578.html

3年心血的价格

“连头带尾3年了，真难啊。”平时不爱说话的宁波商人章明伟说到自己公司的知识产权被侵权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声长叹。

章明伟经营的企业叫“宁波江东盛丰钢塑管制造厂”，是中国管道行业的骨干企业，销售额两亿左右。在天津和宁波两地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并在全国都有销售网点。从80年代开始就辞职下海的章明伟一直在做管道贸易。到1998年，因为建设部出台相关文件提出为保障居民水质安全，将逐步在饮用水的管道材料中推广使用钢塑管材料。看到了机会的章明伟因为自身机械设计和加工上有着丰富经验决定开始投资6000万兴建了宁波盛丰，进入管道的制造领域。

进入制造业之初，章明伟就试图从技术高端入手。从建厂开始，宁波盛丰花了3年时间，和浙江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的专家合作开发了一项叫做“钢塑复合管蒸气加工”的设备。这项世界领先的生产技术花去了章明伟和他的合作者整整800多天的时间和500多万元的成本，到2001年底，技术初步成形。

对于大企业来说，一项国家专利也许不算什么。在大型的民营企业中，国家专利或者能够产生相当于国家专利技术效益的技术秘密远不止一两项。但对于章明伟和他的企业来说，这项技术却是他的生命线。知情的新华社宁波支社郑黎社长说：“宁波盛丰的企业规模并不大，投入如此大精力和财力来进行技术上的创新确实是需要魄力的。”两年之内，盛丰在这项技术的研制上，光材料耗费就达100多万元。而在最紧张的时候，章明伟一个多月都在现场呆到两三点钟才回家。

2005年，整个研发和申请专利的过程都完成了。看起来到了章明伟高兴的时候了。这项技术很有中国特色，首先是产品符合政府政策的要求，中央政府要求在3年内完成饮用水停用镀锌管而改用钢塑管材的要求，所以这个行业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其次是这项技术将使章明伟的企业在钢塑管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虽然在钢塑复合管这个产品上盛丰有不少竞争对手，但蒸气加工却使章明伟和这些对手拉开了差距，因为一般的复合管生产都采用电、煤和液化气来加工，而有了这项技术，盛丰就可以利用工厂边上的热电厂排放的废蒸气来加工，这使得盛丰在能耗成本上比其他工厂的产品下降了2/3，从每吨能耗成本130元下降到30元。而且无污染排放，使原来的加工过程变得绿色环保。2003年，由于钢材市场涨价，许多企业都因为承受不了涨价压力而宣布提价减产，但宁波盛丰却因为采用了新型技术度过了这一难关，并在北方地区打开了市场，一些标志性的项目如国家体育馆、奥体中心改建、北京外交公寓等工程，都采用了宁波盛丰的产品。正因为如此，到宁波盛丰的技术专利被公示期间，国内外的同行就找上门来洽谈技术转让，出价高达2000万元。

同行们愿意出高价来收购和合作这项技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居民的饮水质量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在不远的将来，大量的城市乡村用水管道都将从原来易生锈的镀锌管换成钢塑管。有了盛丰这项技术，那么企业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就有如利剑在手，发展就有了保障。

但就是这样一项技术，在2005年6月却被仅仅作价2.9万元被偷卖掉了！

祸起天津

据章明伟介绍，这项桌面底下的交易之所以能达成，是因为宁波盛丰天津分厂有人在背后牵线造成的，而买主是盛丰在管道业的同行——天津沽上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沽上是宁波盛丰的同行，但是制造钢塑管材的技术却并不过关。因此在知道宁波盛丰开发出蒸汽加工技术之后，2005年6月，天津沽上公司的高管左树清、刘家杰和宁波盛丰被派到天津分厂的蒸汽加工技术设备制造组组长张庭印一起回到宁波，与盛丰的工程师孟永玲面谈私下购买技术图纸。孟永玲在此后一次盛丰厂技术负责人请假回家之时，私自复印了全套的图纸交给了刘家杰。而天津沽上在此之后，很快就委托天津工业搪瓷厂设计并制造了一套蒸汽加工设备并投入生产。

2005年8月，宁波盛丰得知天津沽上出现类似设备的消息。在收集了证据之后，章明伟向宁波警方报案。宁波公安局江东分局很快对此进行了立案调查。在很短的时间内，宁波警方一方面查清了孟永玲、张庭印和刘家杰就盛丰的图纸进行交易的事实，另一方面通过中介机构认定了天津沽上所使用的设备与宁波盛丰所研制的设备存在一致性、宁波盛丰的技术确属商业秘密和天津沽上对宁波盛丰的侵权确实造成经济损失数百万元。在此情况下，9月，孟永玲和刘家杰被宁波江东区检察院批捕。

但是孟永玲和刘家杰的被捕并不意味着此案的结束，另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了。

对于技术创新者宁波盛丰来说，重要的不是事实的认定和案犯的被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天津沽上侵犯了他们创新的权益，停止侵权才是章明远和他的盛丰所根本要求的。但是这一点，盛丰却始终无法办到。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天津沽上的实际控制人左树清是天津市津南区的人大代表。

宁波警方出具的对孟永玲和刘家杰的起诉意见书中清楚地说明，左树清是天津沽上的实际董事长，在2005年天津沽上与孟永玲关于技术图纸的交易中，左树清是参与者。但在宁波警方对天津参与此次交易的相关人员进行抓捕的过程中，却因为左树清是人大代表而不能对其采取法律行动。

有了这一重身份的保护，左树清对宁波警方对他和天津沽上公司停止对宁波盛丰侵权的告诫不理不睬。一方面，从生产上天津沽上不仅没有停止侵权，到2006年6月，宁波警方和北京国威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到该厂进行勘察时，天津沽上的蒸汽加工设备反而从一套变成了两套并且日夜开工生产；另一方面，左树清向国家信访局、公安部和宁波市公安局投信上访，以他自己对天津沽上的侵权行动不知情、宁波警方试图对他进行秘密抓捕、宁波盛丰的技术属专利技术但并不构成商业秘密等理由进行辩护，试图反过来对执法的宁波方面造成压力，逃避此事的法律责任。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左树清根本不承认宁波警方对他涉嫌经济犯罪的指控，认为沽上公司只是“有可能”收到孟永玲提供的资料。而关于沽上公司被抓捕的高管刘家杰，左树清则表示他已经因违反公司规章而被开除，因此刘家杰的行为与沽上公司无关。而在回应新华社记者关于天津沽上使用的设备和生产的产品是受专利影响还是自主研制开发的问题时，左只是含糊地推说他不清楚此事。

但同时，作为侵权者一方的左树清到底是心虚的。在盛丰公司，记者看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发来的函件，称左树清愿意与盛丰协商解决“有关事宜”，而以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名义的这封函件称：“据我们了解，左树清没有建新生产线的打算，也没有在宁波设立销售公司。”言外之意，一看便明。

图景和现实

事实上，对于这项叫“钢塑管蒸汽加工”的技术，章明远并没有想独自持有，进而垄断市场。相反他早就意识到，一项技术并不足以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他的宁波盛丰并没有打算止步在依靠这种能降低能耗的设备来包打天下。相反，他更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很快从做钢塑管的产品转向做蒸汽加工设备的供应商。“中国的能源太紧张了，企业有责任响应政府号召，降低自己的能耗，这同时也是降低企业的成本。”章这样对记者说。“我们研制的这种设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完全应该与同行们分享。而同时，我们企业也会有很好的盈利。”

但是靠什么来推广自己的设备呢？章明远的计划是先用这种设备做两三年的产品，再转向卖设备。“如果我在钢塑管上不能创出一个名牌来，别人凭什么信任我的设备？”章明远说。事实上，他的工厂已经拿到了市级名牌，在章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省一级和国家驰名商标对于宁波盛丰的“宇盛”商标来说也是迟早的事。在他的计划中，章明远还打算进一步改善这一套设备，用微机来控制整个设备的运转。使自己公司的这一套设备走得更远。

而现在，这样的计划被这起意外事件完全打乱了。虽然警方已经拿到了所有应该拿到的证据，但因为左树清的人大代表身份和他拒不停产的行为使远在宁波的章明远感到了自己的无力，这两三年来，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这场官司上。“要不然，我一口气出不来。”

章明远的倔犟性格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三年来，为这桩侵权案，他已经和宁波警方十几次去天津。而事实上，如果不把天津的这场官司赢下来，宁波盛丰也确实很难确保自己能走多远。“这种明明白白的事情都要输掉，那就不仅是我章明远、我们盛丰要不要创新的事情，我看中国的创新环境成不成立都是个问题。”章明远这样说。“如果有一天我知道温家宝总理的行程，我一定会想办法挤进去把自己的情况向他反映一下。让他给我评评理，总归要有个讲理的地方。中国现在那么强调创新，我一个企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出来这样一个国际水平创新，总不至于让人家万把块钱就买走了吧。”

倔脾气的章明远不仅这样说了，也打算这样干。在今年“两会”期间，他已经开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而且到北京各方面打听情况，看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政府最高层。因为在他看来，之所以犯案人都被抓了，但天津沽上的侵权行为却停不下来，只反映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左树清一定会有什么背景。

“不管有什么背景，我的办法是争取当一个中国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的典型，一定要当。中国不仅要保护国外产品的知识产权，像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辛苦创来的知识产权，也一定会得到保护的。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典型，我要当这个典型，哪怕反面的都行。”章明远说。

By  吕明合（记者）  来源：《南方周末》  2007-05-10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510/xw/szxw1/200705100008.asp

编者按：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地和政治发生关系。很长时间，他们热衷于参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随着执政党大门向他们敞开，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竞逐党代表。本报曾经长期关注民营企业主参政现象，此次本报记者在浙江的采访表明，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对这一趋势进行价值判断，还为时过早。
　　　　
　　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正在经营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十七大前夕，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激烈地竞逐各级党代表，成为一种政治现象。
　　很多民企老板确信，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的热情和北京高层的政策密不可分。
　　去年晚些时候，《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双新组织”)的要占“适当比例”。
　　与中央层面相呼应，地方的党代会也相应增加了“双新组织”的代表名额。
　　在浙江温州，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城市，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承认，对温州市参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额分配，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名额一再增加。
　　为了协调关系，来自苍南县的新雅集团董事长郑步良被安排到了经济界的代表中，永嘉的邱晓来和瑞安的温邦彦则被安排为科技界代表参选。
　　7名候选人中，最终有4人当选。而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双新组织”全国代表，在浙江则只有1名。无疑，到北京和执政党领导人“共商国事”，是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强烈愿望，竞争也会更激烈。
　　
　　老板坐在主席台上

　　两个月之后，曾宪光对他第一次在党代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2007年2月27日上午9时，温州市十次党代会召开。曾宪光作为温州市“双新组织”的代表出席。
　　和以往不同，这位老板坐在大会的主席台上。
　　“几乎毫无准备。”曾宪光说，此前他曾分别作为省、市党代表参加过各种会议，但作为民营企业主代表，被安排就座主席台上，“这在浙江都是没有过的事情”。
　　这一切，早有安排。
　　“除了市委主要领导和其它一些代表外，我们安排了一名民营企业主作为主席团成员。”中共温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王一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经过慎重考虑，2月26日的大会预备会议上，曾宪光被正式确定为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经表决通过。
　　“这样的安排表明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认同，可以激励他们充分发挥建设温州的积极性。”王一炬说。
　　曾宪光的特殊待遇早有预兆。温州市委组织部的官员承认，此次曾宪光能登上主席台，就和新的政策风向有关。
　　2006年10月，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新的概念：“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
　　不到一个月后，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文件首次特别规定，省区市要有适当数量的“双新组织”党员代表。而党员民营企业主，正是“双新组织”代表所指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高层多次通过各种公开场合释放对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善意。
　　200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中再次强调，党代会代表不仅要有先进性，也要具广泛的代表性。
　　“要按照中央精神，坚持代表的结构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构成比例，尽可能做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布更为科学合理，使广大党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这些信息很快被嗅觉灵敏的温州官员和商人捕捉到。
　　一个例子是，2006年3月，温州市委组织部就在浙江省设置了首个“双新组织”党建处，主要负责处理民企党建问题。
　　新当选的浙江省党代表、忠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忠义观察到了上述变化。他认为，在民营经济成为主导的温州，“如果我们共产党不去占领(非公领域)，其他组织就会去占领”。
　　
　　激烈竞争的背后

　　民企党员们很快进入竞争党代表的“比赛”中。
　　位于义乌的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的经历，验证了上述说法。翁现在是民建成员，义乌市政协常委。
　　翁回忆说，在企业成熟后，他曾多次申请入党，“向组织部提过好几次”，但在严格的限制下，一直未能获批。
　　2005年8月，翁荣金选择加入了“民建”，“有人说先入民建就可以入共产党，不然，我肯定不考虑(加入)”。
　　温州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官员承认，民营企业主们入党的限制会多一些。“虽然2004年中央发展党员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吸收非公企业主入党。但程序上，仍然比一般的党员严格许多”。
　　普通的党员入党，只须基层党组织同意即可，而民企老板想“戴”上党员的“红帽子”，则仍须县级以上组织部门把关。
　　2004年11月，民营经济发达的台州市路桥区举行浙江省党代表首次直选试点。
　　路桥区城东、城西个体户协会分会党支部的民营企业主蒋建华、魏忠玲，新桥镇民营柳林收割机有限公司党支部女书记葛雪贞等3名民营企业党员报名参选。
　　经过激烈的选战，葛雪贞最终成功当选。“党代表选举的竞争的确很厉害。”新雅投资集团的党委书记陈如奏说。每逢党委换届，为了争取成为党代表，个别人甚至想出很多“奇怪的办法”……陈如奏一一列举。
　　58岁的陈如奏，3年前是苍南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04年2月，在新雅集团董事长郑步良的反复要求下，经温州市委批准，他提前退休，转到新雅集团担任政治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主抓党建、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
　　现在，他作为新雅集团的党委书记，成为苍南县民营企业中罕有的三个温州市党代表之一。
　　“这并不意外。”陈如奏说，企业规模发展越大，谋求政治地位的需求就越迫切。“企业在社会中地位有多高，在党政机关中的位置需要就有多重”。由于党代表位置少，竞争也就最为激烈。
　　在陈如奏看来，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企业主热衷党代表选举还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党代表的“牌子”有用。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企业主个人的信誉，它都足以成为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其次，当选党代表，企业主可以认识更多高层官员，“拥有公开的平台，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
　　新雅集团董事长、中共浙江省十二大代表的候选人郑步良承认，沟通的机会对于企业发展的确很重要。
　　他举例说，新雅集团此前曾在苍南龙港镇投资3.5亿元，打算在310多亩土地上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但他在党代会上，“与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对，解释了征地的问题”，事情就很快解决了。
　　
　　“必须和党保持一致”

　　“我们必须跟党保持一致，这不是套话，共产党是执政党，否则怎么行？”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如是分析入党热、党代表热的成因。这已成为所有受访民营企业主的共识。
　　即使自己是义乌市政协常委，弟弟翁荣第是金华、义乌两级人大代表，翁荣金还是全力以赴，让弟媳陈筱斐成为义乌两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之一，进入执政党的核心。
　　翁荣金承认，弟媳的党代表身份，为他更准确地把握党的大政方针、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机会，“党要怎么走，你才能怎么走”。
　　郑步良举例说，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他了解到党中央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心后，很快从战略上对此前主营印刷生产业务的新雅集团进行调整，因为印刷业污染严重。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过多谈论“政治的安全感”，但不少温州民营企业主受访时，仍会经常提起悲怆往事。
　　1982年，开放不久的中国，启动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当时在乐清闻名一时的温州民企“八大王”，有的亡命天涯，有的进了监狱。
　　二十多年来，对“八大王”们的遭遇某天降临自己身上的担忧，如阴霾笼罩，一直盘旋不去。
　　
　　企业家们竞争政经资源

　　与温州众多企业主交往密切的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认为，据他观察，目前来看，无论是建立党支部还是参选党代表，对民营企业主来说，更多的还是政治荣誉。
　　一个例子是，即使在党委书记的聘任上，不少温州的企业主都热衷于聘任退职的党政官员。
　　马津龙举例说，比如乐清低压电器两大巨头正泰和德力西的竞争，正泰集团先是请到了玉环县的县委宣传部长颜阙忠做党委书记，不久，温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郑达东加盟德力西，取代原泰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林小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正县级干部。正泰就不肯干了。”马津龙说，2004年8月，温州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林可夫成为正泰的副总裁，“常务副部长比副部长地位更高一些”。
　　“尤其在企业的竞争中，你上去了，往往就不愿意退。一旦退下来，别人会怀疑你的企业出什么问题了。”
　　马津龙认为，民营企业主参选党代表，还出于经济考虑。“企业主都是利益至上。”
　　中央党校教研部王长江教授在一份对温州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研究报告中承认，企业主对党组织和党代表的靠近，更多地出于利益。“有的企业主，是为了摆摆样子，提高企业知名度，有的让企业党组织去做那些得罪人、自己不愿做的事。”
　　但长期观察“政治格局中的民营企业主阶层”的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董明则对民企参政显得更乐观，“我认为利大于弊。”
　　董明说，考察浙江民营企业主从政的历史，她发现存在三种时期的从政心态。
　　一是恢复性、补偿性从政。以委员、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借以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承认。
　　二是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在国家仍然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曲线救国”，以参政壮大企业。
　　三是民主型、公益性从政。董明相信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机制的完善，今后企业主们对政治的热衷程度将会有所降低，而公益性的政治心态则将呈上升态势。
　　而目前，浙江民营企业主的参政心态，正从第二种转向第三种。“能想象出，政治上的竞争，会比较厉害，在竞选的过程中肯定存在或明或暗的操作。但格局比较确定以后，会趋于平稳。”
　　过去，企业主们也许对经济的追求更多。但就目前来说，权重相对已较次要。同样，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目标实现后，中国的民营企业主们正处于“从政治人过渡到社会人的阶段”，董明说。
　　温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王一炬证实，当上党代表以后的企业主，在社会贡献上会更积极，“我们本来就考察对象的先进性，主要就看其对社会的贡献。而贡献，除了企业发展，更多则体现在捐款上。”
　　以郑步良为例，去年桑美台风之后，新雅集团董事会投入赈灾的款项达78万多元，在苍南县工商联公布的“爱心赈灾榜”中名列第一。
　　而2006年3月，翁荣金所在的浪莎集团则投资100万元，创办“三农学院”，为来自义乌偏远山区和城郊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技术培训，帮助脱贫。
　　而姜忠义则采取了另一种形式。1988年下海的姜，1996年作为民营企业主在瓯海区锦山街道破例入党。“当时四百多个入党积极分子，我是三个表态捐献遗产给社会的人之一。”迄今为止，已捐款九百多万。
　　董明分析，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的边界和政治的边界，肯定要重叠。“商人不可能是纯粹的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绅商”的出现和发展已证实这一点。

　　■资料

　　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的政策依据
　　
　　2001年7月1日，中共前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承认了他们劳动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随后的十六大很快做出回应，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虽然其中并未明确指出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但大会通过的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中，就包括民营企业主。
　　2002年11月8日，十六大正式召开，江苏远东集团总裁蒋锡培等5名民营企业主党代表在北京集体亮相。民营企业主的政治之舞由此拉开序幕。
　　随后，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各级党委开始有限度地选择优秀的“老板”加入执政党。

　　民营企业家从政盘点

　　□实习生　黎诚
　　
　　2003年，重庆民营企业家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担任省级高官的第一人，这是一次有标志性意义的当选。
　　而当年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出现一百多位来自非公经济的代表、委员，数量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空前。
　　2004年4月8日，中央下发的《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员可以参加报考公开选拔。
　　自此，民营企业家从原来被动参与政治转变成主动参政，甚至有媒体惊呼“红色资本家”时代到来：
　　泥瓦匠的儿子郭广昌创建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复星系，其政治履历中填写着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打铁的鲁冠球执掌着浙江万向企业集团，成功地当选了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建筑工地上打拼出来的广厦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还是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摆鞋摊起家的南存辉以全国大人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
　　胡润曾对2005年的中国100富豪作过所谓的“政治地位解析”，其结果是，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9位，全国政协委员16位，占总量的25％。
　　2007年4月29日，尹明善从重庆市工商联会长位置上卸任。
　　其自述，这几年，为履行职责，他到过重庆秀山之外的所有区县。每到一处，或者捐一所小学，或送几辆摩托车。“任期内，我还为工商联会员提供了超过1000万元的无息贷款。总的来说，这5年的工作基本得到了会员的认可。”
　　如今，在很多公开场合，徐冠巨习惯于以一种非商人的思维谈论“三农”问题，探讨“新农村建设”，并声称自己要“为中国农民代言”，这在外界看来，徐冠巨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与官员的换位思考，同时也是肩负企业家、政府官员双重身份的下意识流露。
　　在不断壮大的新兴民营阶层中，想“说句话”的企业家远不止徐冠巨一人，正泰的南存辉，以及广厦的楼忠福，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就曾为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的议题在两会上高声呼吁。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一代的企业家更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参政意识也更强烈。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将近1／3的人希望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徐冠巨的“政治高度”曾被外界认为是执政党对民营企业家态度的“晴雨表”（图片，略）。

By  Ray Fisman  来源：http://www2.gsb.columbia.edu/faculty/rfisman/

Corruption — a major barrier to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 — is difficult to define and even more difficult to measure. Cre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shedding new light on its effects.
 
Why are poor countries poor? Researchers have long sought geographic, sociolog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xplanations for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mong nations. Professor Ray Fisman believes corruption is a leading factor in the cycle of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ut because corruption is so difficult to define and measure,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its causes, effect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One definition of corruption is illegal use of public office for private gain,” says Fisman.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is the use of public office in a manner that runs contrary to accepted practices. The second definition is highly ambiguous: acceptable to whom?”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people might view large campaign donations as a bribe, while others would argue that such donations fall into the realm of accepted practices. The definition becomes even murkier when you consider managers who use company funds for their own benefit. Some people call that corruption, but Fisman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ethical violations i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I think of Enron and Tyco as cases of corporate misgovernance, which is a first cousin to corruption,” he says. “I think of corruption as something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public sphere.”

Since bribes and kickbacks are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track, Fisman has devised creative methods for measuring corruption. In the 1990s, he set out to assess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Suharto’s Indonesia. “How do you measure the extent to which political ties matter for firms?” asks Fisman. “You look at shocks to market value: one minute a firm has valuabl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next minute it doesn’t. You can look at changes in political power after elections,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you don’t get a lot of electoral surprises. So I looked at the value of well-connected companies on the days when Suharto got sick.”

Fisman hypothesized that on days when Suharto’s health was brought into question — for example, by reports that he would be traveling to Germany for a “health checkup” — firms with close ties to him would see their stock prices drop. The study’s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s accounted for a quarter of the value of well-connected Indonesian firms during the Suharto era. Since the study was published in 2001, other researchers have adapted Fisman’s method, using surprise election outcomes to study corruption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In a study of tax evasion in China, Fisman and Shang-Jin Wei documented the smuggling of goods from Hong Kong by looking at the gap between the declared value of goods leaving Hong Kong and those arriving in China. They found that the size of the gap depended on the tax rate for a particular item: a 1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tax rate corresponded to a 3 percent increase in this “evasion gap.” Further, they found that much of this effect could be traced to the relabeling of high-tariff products as low-tariff goods. “If chickens are high-tariff goods and turkeys are low-tariff goods, all your chickens would become turkeys,” says Fisman. “We’ve been abl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not just whether illicit activity exists but about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it takes place.”

One commonly propose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 is raising civil servants’ salaries. “There’s a psychic cost of corruption, and if you’re making more than $20 a month, maybe you can afford to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Fisman says. “But if the society is fairly habituated to corruption so that there’s no social sanction or self-immolation, raising salaries won’t necessarily remove the temptation to accept bribes. In this case, higher salaries would have to be bundled with enforcement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The impact of such a solution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challenge is to come up with a clever way of looking at the effects of wages on bribe taking,” says Fisman. “For example, you could double policemen’s wages in one town and not another, and then drive around the two places and see how many times you get pulled over and asked for a bribe. You need a roundabout way of making an assessment.”

Some people have argued that corruption is not always detrimental to development. The Asian Tigers, for example, have grown rapidly for decades, crony capitalism notwithstanding.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determine what types of corruption are more or less damaging than others.

“If there’s a list of prices and everyone knows how much it costs to get something done, that’s probably less damaging than a case where corruption generates uncertainty,” says Fisman. “We don’t know a lot about where corruption is most damaging. Much of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has high levels of corruption, but in spite of that, those countries are generally economic success stories, and they have respectable distributions of wealth.”

The greatest challenge for researchers in the area of corruption is to develop practical methods for measuring it and assessing its impact. “This whole literature is in its infancy,” Fisman says. “There’s a need to build on the methodolog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we care about: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By 胡景北  来源：http://www.hujingbei.net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

看着这张图，我不仅激动，我甚至感到了惊心动魄：首先，1952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每个中国人拥有的资本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经济竟然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停滞特征！关于1952年以后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切美好词汇，在这条简单线段面前都变得令人惊撼地苍白无力。其次，经过多少年的苦难、波折、彷徨和挣扎，我的祖国的经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起飞了。我们还没有1952年以前的系统数据，因此这张图还只能从1952年开始。可是，如果我们打开眼界，中国早在150年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工业从1860年就起步了。1860年后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工业创业，1910年后近30年“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工业建设，1958年“超英赶美”大跃进的尝试，1978年“四个现代化”建设，都试图造就中国经济的起飞。我们中国人的努力不可谓不勤，可努力的效果却又不可谓不低。我们的图形显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国为每一个新来到世上的中国人所生产的财富，还没有明显超过遥远的祖先。事实上，就在今天大部分活着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1981和1982年，那么少的财富竟然还绝对减少过！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彷徨挣扎的中国经济终于像飞机摆脱了地心阻力那样，坚决地离开了地面，起飞了！

我们知道，资本是人生产出来但没有立即消费的产品。资本可以用到新的生产中，提高人的生产率。同时，资本也是人类的财富。一个人收入高低和财产多寡是两回事。一个人把收入省下来才有了财产。同样，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和总财富也是两回事。一个国家把产量省下来将形成国家财富（注意不一定是政府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许会很高，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可能花光收入，而没有留下财富。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出现过许多次。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初期，人均收入提高很快，可都没有积累起财富，因此都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如果不考虑政府滥用的话，那么，人类也许有一种生物学本能，会利用更多的收入扩大自己的种群。因此，经济起飞的条件在于，如果收入增长不能远远超越人口增长的话，人类就必须淡化自己的繁殖本能，而把更多收入用于增加现有人口财富。后一个条件十几年前在中国出现了（尽管以悲剧形式出现，但中国150年的经济发展本身何尝不是悲剧多于喜剧呢？），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起，在新的生产方式下，造就了中国经济最终的起飞。

我们计算的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之比，不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和富裕的最好指标。总资本和总人口之比更加恰当。可是，我们缺乏总资本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之比能够让我们合理地想象全体中国人平均富裕程度。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很少变化，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每个中国人平均拥有的财富会提高；如果前者像十几年前开始的那样强劲升高，后者也必定随之升高。就此而言，我们的图形不但揭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也揭示了中国经济向着大众富裕方向的起飞，义无反顾的起飞。

事实上，我们自己就见证着中国财富的猛烈扩张。早在1848年，我们当时的先辈在中国刚刚看到但顽强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马克思便惊叹，不到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以往一切时代人类（包括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今天，同样的奇迹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仅仅二十年前，有谁想到遍布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有谁想到普通人的飞机旅行，又有谁想到农民因为劳动力太贵而购买收割机？中国人在最近二十年创造的财富，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瞠目结舌。以平等、自由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在古老的中国再一次像魔法师一样变出了人们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

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他的年代已经走到头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用人均财富和富裕民族相比，中国还很穷；我们也知道，即使今天最富裕的民族也富裕得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走过了150年。在这期间，我们曾经狂热地赞颂过大清王朝的中兴、计划经济的成就。可我们的图形显示，那一切不过是我们在旧框架中试图起飞的无望挣扎，今日的中国才真正摆脱了千年的停滞。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巨大转折同时，我们又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离开富裕还很远。用飞机升空来比拟，如果飞机在10000米的高空才能够平稳飞行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虽然起飞了，它的飞行高度也许还没有到达2000米。尽管它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地面，但是，它还有很长的升空路程要飞，它的飞行员和乘客还在骚动之中，它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对待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庞大财富。升空中的飞机比停留在地面上危险得多。因此，为了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作为飞行员和乘客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的都不是颂歌，而是平等、自由和自律，是基于它们的理性讨论与决策。

（注：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比的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具体计算方式为（新增资本/新增人口）＝（投资/新增人口）＝[（投资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增长率×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没有扣除投资中包括的补偿折旧部分；没有考虑外汇储备。）

从中国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 韦森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By  韦森  来源：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7092
                            
[内容提要] 给定一定的社会安定环境（即没有战争和兵荒），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社会安排中，市场经济都会自发成长。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屡屡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禁榷（官工业）”制度，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滞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然而，在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市场经济还是在皇权专制政制下艰难和强韧地成长起来，尤其是只要皇权专制朝廷稍微放松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和压制，市场经济就会很快繁盛发展。但是，历史的悲剧是，当市场经济稍微有个几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荣后，总会在官府腐败、社会动乱或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

自1978年以来，中国基本上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总量、市场分工和深化程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等方面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市场秩序的成长。然而，良序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对此似乎仍有许多困惑。

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理论发现，人类有喜好交易与交换的天生禀赋，这种人类的天赋禀好的自然发挥，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因此，在人类大多数族群和社会中，市场总会蕴生其自发成长和不断扩展的内在动力。然而，市场自发成长和良序运作，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学界一般认为，确保现代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法治和宪政民主。在今天的讲演中，我将不从理论上探讨市场运作与法律制度以及政治体制的关系，而谨想通过对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政治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衰史的回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缺乏必要的产权法律制度和法治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一、西汉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繁荣与禁榷抑商制度的出现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稳定社会环境中，市场秩序一般会在一定范围内自发成长与扩展，这一理论判断已为中国经济史和考古学的许多研究所证实。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在殷商时期就相当发达了。到了西周时期，中国的市场分工更加细密，有了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武器制造工等“百工”之说。

秦汉之交，中国经历了一段群雄争霸、内外骚动、诸侯并起以及民不聊生的时期。秦覆汉兴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随后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工商业的繁荣。按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描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在汉惠帝尤其是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统治时期，朝廷听取大臣曹参的主张，采纳黄老之术，实行“拱己无为”的不扰民政治方略。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汉王朝这时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到了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时期，朝廷又接受大臣晁错的建议，继续采取“君臣俱欲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经济政策。结果，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40年左右“文景之治”的盛世繁荣。

文景时期，全国道路交通和市场交易网络逐渐形成，从而促进了中国当时的城市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除政治首都长安外，西汉时期又自然成长出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譬如，当时就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之说。除这五大商都之外，西汉时期大大小小的商业都会遍布于全国各地。从科学技术发展史来看，西汉时期，中国的冶金业、制盐业和铸币业都相当发达，冶炼技术也已经非常先进，工匠们用高炉炼铁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汉代炼钢方法的发明和整个钢铁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经济各部门都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史学名家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西汉时期，中国“在生产技术的造诣上，在钢产量的产量和质量上，比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并无逊色，但是中国却早了两千年”。另外，在西汉时期，中国陶瓷、纺织、印染、酿酒、铜器和其它金属铸造业以及车船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文景之治时期中国工商业的繁荣表明，即使在一种农耕文明中，如果政府不过渡干预和制肘市场自发成长的内在力量，市场秩序也会大踏步地扩展，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

在西汉时期市场成长、民营冶金技术进步和商业贸易扩大的同时，商人资本的集聚也产生了一些令汉代皇权专制统治者担忧的社会问题。在缺乏较完备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的传统社会格局中，商人资本的自然成长，曾使汉王朝的统治者感到某些潜在威胁。伴随着文景之治时期的工商业繁荣的是，“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汉书·食货志》）。这也就成了西汉王朝的继位皇帝打击富商巨贾、遏制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一个现实理由。公元前140年，年青的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即位。登基5年后，汉武帝便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汉王朝接受大臣桑弘羊的主张，强力推行“均输平准”等统购统销的国营商业政策，同时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禁榷制度”。除此之外，汉王朝还加重商人赋税负担，直接没收商人财产，并通过不断改变币制的办法，使商人所积累的大量货币财富伤失或减少其价值。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办法，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等。通过上述种种政策，“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营工商业遭到了极大打击。对中国社会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作为其控制社会和确保朝廷收入来源的一个成功范例，汉武帝的禁榷和官营制度的抑商政策开了后期各王朝的先河，两千多年来，同类制度和措施被历代王朝所屡屡采用，从对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和经济增长，创生并沿存下来一种非常有效的束缚和制约机制。

这里应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禁榷抑商制度和政策的实际运作结果，就是自西汉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秩序随王朝的政治周期和更替而发生了多次“巨大经济波动”。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社会史，这种伴随着王朝兴衰而发生的周期性的巨大经济波动，经过隋、唐、宋、元、明一直延续到晚清。
                              
二、唐、宋、元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衰
                              
东汉末年开始的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破坏历时约半个多世纪之久，整个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经济区域被破坏为“一个烟火断绝、土旷人稀的荒凉地带”。后来经过西晋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才稍加恢复。接着又进入南北朝至隋朝初期的大破坏、大混乱时期。这样的社会大动荡、经济的大破坏一直延续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唐统一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和剧烈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在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市场秩序又在一种开明专制皇权政制下有所恢复，并获得了一定的成长空间，随即中国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时期。前唐时期，不仅中国的农业有了迅速恢复，商业贸易（包括国内和国外商品贸易）也有了一定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持续了约120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中国经济又在朝廷官府的各种管束和控制下逐渐达致鼎盛。

然而，就在盛唐经济社会日趋繁荣的同时，最高统治集团开始腐败和挥霍无度起来。加上富豪旺族土地兼并加速，大量农民失地而变成了流民，社会矛盾也随之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到天宝13年（公元755年），终于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安史之乱显然是一件巨大的历史灾难。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且就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而言，则是一场浩劫。更为悲惨的是，在安史之乱被平息下来之后，中国的社会动荡和对经济的破坏并没有结束。随后的军阀割据和各地藩镇相继称兵昌乱，以及继而发生的黄巢农民起义及其镇压战争，使商品贸易几乎无法进行。结果，中后唐到五代十国时期长达二百年左右的社会动乱，把盛唐时期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几乎破坏殆绝了。
                              
安史之乱，加上中后唐和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和对中国市场经济大破坏，直到宋初才始有改变。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在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政策上，宋代朝廷则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唐朝相比，除一些政府垄断的手工业部门外，宋朝政府一般不再干预和管制其他行业商人的正当经营活动，从而市场也不在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和狭小的范围之中。自春秋以来直到盛唐时期所一直实行的市场开市时间在宋代也被取消，随之商人可以日夜进行交易活动，从而工商业者第一次获得了自由。这实际上乃是中国古代商业一次重大的革命性变化，曾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作是中国的“商业和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的转化”。

宋代商业和市场贸易的空前繁荣，导致了采矿业、冶金业、工业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制糖业以及造纸业等官营和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另外，尽管从宋初朝廷就开始实行严格的榷茶制度，但是在整个市场经济繁盛发展的大社会环境中，宋代茶叶的产销还是哉宋王朝的专制管束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另外，宋代的冶金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根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的《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一书中的估计，在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中国铁的产量差不多已经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的2.5至5倍，并且与18世纪欧洲（包括俄国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的14.5－18万吨相若。从宋代的市场扩展，技术进步和冶金业发展等方面综合层面来看，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国，与17和18世纪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不多。这说明，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已经提早6－700百年走到了人类社会近代化的大门口。

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1世纪末，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增长着。然而，这北宋时期这百余年的市场经济繁荣，曾一度被北方民族的兴起和战争入侵所打断。北宋末年，女真族兴起，在灭辽后，挥军南下，侵犯大宋。于是，整个中原地区陷入了兵燹战乱之中。宋金战争最初发生在中原地区，后又扩展的淮河流域。在金兵大举入侵而占领长江以北的地区之后，中国北方一度繁荣的市场经济遭到了惨重破坏，使北宋时期繁荣兴旺的黄淮两大主要经济区荆榛千里，鸡犬无存，从而整个中国经济又陷入了一个历史上巨大波动的低谷之中。

然而，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是，在长江以北被金占领后，南宋王朝在临安（今杭州）偏安一隅，维持了150年左右的统治，且在外临强敌（金）虎视眈眈，内部奸佞当道的社会政治格局中，中国市场经济却在南宋王朝政府控制薄弱的环境中自发地成长和繁荣起来。尤其是以临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私人工商业的繁荣，已经远远超过北宋。南宋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范围，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东南亚各国和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诸国。一些最近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也发现，经由泉州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和造船业，哉南宋时期也已经相当发达。

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繁荣和发展，最后还是被蒙古大军入侵中原的战争所打断了。蒙古族征服者为建立其统治的入侵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是巨大的。中原以及江南的大片疆域领土上发展起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元军入侵的战争中均遭受到极大破坏。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采取了一种军政合一的国家制度，以军政管理国家，支配经济，相应地私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和束缚。然而，从一些历史资料判断，尤其是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元代中国社会的描述中，今天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元朝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市场经济和民间手工业、商业还是强韧地恢复和成长起来，以致到元朝中后期，一些中国东南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又萌生和发展起来，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欧洲。除了大都（今北京）外，像邳州、淮安、泰州、扬州、新州、镇江、苏州、建康、临安、泉州、庆元（宁波）、温州、以及中国北方的城市卞梁、涿州、中定府、太原府、平阳府、京兆府（西安）等城市和州府的工商业和贸易，都曾繁盛一时。

在中国历史乃自世界经济史上，元朝帝国的一个可以称道的方面是其发达的货币经济。在元帝国建立之后，朝廷政府在全国普遍推行和使用纸币。这样大范围的广泛使用纸币，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元朝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表明，即使是在一个军政合一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要没有战争和大的社会动乱，只要官府稍给民间一定的市场交换和商品贸易空间，市场经济秩序仍然能够在一个十分艰难的社会环境中顽强地自发生长起来。然而，元朝军政合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的艰难成长，很快又为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社会灾难和农民起义战争所打断了。

三、明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次繁荣与衰退
                              
明初，整个中国经济是一片凋敝不堪的景象。由于元末朝廷官府的腐朽统治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加上元末二、三十年农民起义和国内战争的摧残，从北方中原地区，到南方各郡县，均“土旷人稀”。面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凋敝形势，朱元璋和明初朝廷政府首先采取的是“修养生息”和“重农务本”的基本国策。在政治方面，朱元璋制定严律，吏治朝政，强力整顿紊乱的社会秩序。在具体的经济政策方面，明朝官府组织农民大举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棉花、茶、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全面促进农业的发展。对于工商手工业，在明朝前期，除继续采用元朝的官府手工业的“匠户”的制度外，朱氏王朝还采取了许多严厉的措施，严格控制私人商贾的经营活动，推行一系列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从明史来看，到了正统（1436年）、成化（1465年）时期，尤其是从嘉靖（1522年）到万历（1573年）年间，朝廷官府逐渐放松了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民间市场也从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随之，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在嘉靖与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和商业在各地均有空前的发展，以致于许多学者认为，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的工商业和技术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工商业最繁荣的国家。
                                     
明朝中后期，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从成化（1465年）时期开始，明王朝朝纲废驰，政治日趋腐败，加上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官绅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社会格局中，由于朝廷官府放松了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约束和箝制，在相对稳定社会环境中（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的社会腐败，并没有对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繁盛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结果就出现了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与市场经济繁盛发展并存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历史格局。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下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首先，随着棉花在明代中国大范围的推广种植，当时中国的纺织业非常发达。除纺织业外，明代的冶金业从明初就一直很发达。譬如，有些历史学者估计，明代永乐初年中国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但是，在明朝初期，中国的冶金业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只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民营冶金业才迅速发展起来，并最后几乎全部取代了官营冶金业。综合考察明朝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手工制造业、采矿业、冶金业、商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以及城市化的动态发展，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中国已经再次走到了近代市场经济的大门口。

明中业以后，中国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的社会格局又维系了近百年。然而，尽管在缺乏完备的产权法律制度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得以成长合发展，但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在日趋恶化的政治腐败中长久维系下去的。明朝后期很大朝纲废驰，经济衰败，国家政治机器的瘫痪，加上全面的财政危机合天灾人祸，导致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满清入关，随之统治中国276年的朱氏大明王朝像一个体衰多病的老人一样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1644年大清帝国建立后，满清朝廷最初亦沿袭了中国历代王朝所屡屡采用的重本抑末的基本国策，并在清初几十年的时间里推行了非常严苛的禁海令。然而，在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中国市场经济还是再度繁荣起来。尤其是在康乾盛世的1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口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增长。按照美国政治学家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估计，在乾隆15年（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仍是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中国的人口，也从顺治顺治八年（1651年）6500万左右增加到嘉庆年间（1812年）的3.6亿。

然而，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尤其是到乾隆后期和嘉庆年间，朝廷官府内部以及整个社会又开始腐败起来。结果，在乾隆后期，尤其是在嘉庆年间（1796－1820）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危机不断积累，白莲教起义、苗疆起义、回族起义等等各地起义此起彼伏。结果，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再次面临着破坏和灾难。除了内忧之外，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则一步步把大清帝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推入到彻底崩溃的边沿。1851－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几乎同时发生的长达18年的捻军起义（1851－1868），又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的根基。结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大清帝国逐渐衰落了。
                              
四、几点基本理论发现和仍然存在的理论困惑
                              
通过整体回顾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下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我们今天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1,  自秦汉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呈现了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兴衰特征。这一显著特征与王朝的更替有关，且市场经济的兴衰和王朝的更替，常常互为因果。

2，给定一定的社会安定环境（即没有战争和兵荒），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社会安排中，市场经济都会自发成长。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中朝廷所屡屡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和“禁榷（官工业）”制度，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滞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中，市场经济还是在皇权专制政制下艰难和强韧地成长起来，尤其是只要皇权专制朝廷稍微放松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和压制，市场经济就会很快繁盛发展起来。但是，历史的悲剧是，当中国的市场经济稍微有个几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荣后，总会在官府腐败、社会动乱或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

3，从文景之治时期的市场经济繁荣，到康乾盛世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分工和深化程度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整体上来说也不大，因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两千多年来大致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内卷”（involution）或者说进行历史重复。

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在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会呈现出这种明显的周期性兴衰的特征？这显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2007年4月22日星期日第6版]

By  陈青蓝  来源：http://www.quanheng.cn/xzj.asp?id=8748
 
没有制约的政府往往对经济有着天然的管制偏好，这是官僚机构的本能所决定的，也是处在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的趋利本能所决定的。      

2001年以一个契诃夫式的喜剧镜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各大媒体在当年3月份报道，郑州有一个专为馒头而设的政府机构“馒头办”，而且市区两级“馒头办”还为了争夺办证权、处罚权发生对峙，互相不承认对方办证合法性。这样的“奇闻”几乎浓缩了国人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切想象和回忆。笑过之后，我们似乎愿意相信，为了管馒头而煞有介事地成立一个机构的经典笑话，不过是旧时代的最后背影，它所代表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因为那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

然而六年过去了，人们发现摆脱那个时代仍然是那么的艰难。2006年8月，同样是在郑州，人们发现，馒头办消失了，“西瓜办”却正儿八经地诞生了，政府仍然在执著地坚持对小民的小本生意进行直接的管辖审批，“西瓜办”规定，凡进入郑州市摆卖西瓜者，必须持有郑州西瓜办及郑州行政执法局、郑州交警大队盖过公章的通行证方能进城。这一年，面对和“馒头办”一样滑稽的“西瓜办”，我们却再也无法笑得出来了。

从“馒头办”到“西瓜办”，六年时间了，我们的政府仍然没有从旧时代走出。这里面固然有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使得政府已经像吸毒者无法戒除毒瘾一样无法戒除对经济的管制。此外，也有更深层次的现实因素：在这六年当中，伴随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恶化的趋势，人们又开始将矛头指向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私有经济是其根源，许多人对政府提出了提供福利、社会保障、环保、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的“新职能”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习惯于旧有路径的政府开始“反思”经济改革的方向，开始减慢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以宏观调控名义重新加强对经济的管制。
　　
政府回归威胁市场经济基础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由，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的经营对社会的危害。而中国政府干预的理由却是相当“功利性”，比如为了避免“重复建设”，为了“促进产业升级”，为了“壮大国有经济”等等，目标直接指向企业的经营。
 
在近几年，政府的产业政策日益增多，对企业投资、融资、并购方面的审批（名称改为“核准”）有增无减。以前几年发生的没收投资陕西油田的民营资本的事件为典型，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基础性行业无疑是倾向于对民营资本的不信任，而对国有资本的偏爱愈来愈明显。他们理想中的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大型航母，当然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大型国有企业。国资委在不久前宣布国有资本对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在内的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要使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要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这无疑是对经济领域的“大政府”走向的最明确宣示。对于这些领域的民营企业来说，这自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正在走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无疑也是坏消息，因为政府把持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破坏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

而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理由让我们不由得想起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代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无所不在，从价格、产量、投资到人力配置，统统由主管部门审批和决定，那时候的理由是避免重复建设、经济混乱、打造国民经济的支柱、壮大国有资本——和现在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我们不得不忧虑我们是否正走在通往“计划”之路上。
　　
行政审批回潮加大企业成本

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启动了行政审批改革，并于2004年7月颁布施行了《行政许可法》。然而，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的是审批者本身，这样的改革，效果可想而知。事实证明，所谓的“精简审批”，无非是将无关紧要的、没有收费的、没油水的项目砍掉，或者将几个审批事项改头换面换个名字，或者把“审批”改成“核准”，换汤不换药。典型的例子就是，2006年10月发改委发布文件，称不再审批企业债券，而改发行审批制为核准制。

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大部分条款并没有真正落实。在一些基础性的产业，私人企业投资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企业做任何一件事，都得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浪费了大量本来不该浪费的时间和金钱。例如，2006年10月发改委制定的《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水泥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新建日产2000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必须经过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核准；2006年北京颁布禁止民宅注册公司经商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无疑与“36条”背道而驰，而类似规定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当中不仅仅是屡见不鲜，而且是层出不穷。

如此造成的结果是，尽管《行政许可法》已经颁布，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企业负担的减轻，而是日益加重。现实中管制成本究竟多高？一个投资公司的商人曾经对笔者说：“先不说公司每年交给政府的税费和公关费，就是公司每年需要向政府递交各种申请、办理许可，我需要雇好几个年薪十万的人全职来做。”张维迎教授在《政府管制的陷阱》一文中也谈过一个例子：北京市科委确定了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北京的投资环境，课题经费80万块钱。研究部主任把这件事交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注册完公司你们就知道北京的投资环境如何了。然后这两个人就去注册公司，结果忙了半年下来，80万已经花完了，公司还没注册下来。

面对这样的局面，真不知道《行政许可法》何时才能兑现。   

干预价格扭曲市场

2006年底，原本一直平稳运行的粮油价格突然毫无征兆的大幅上涨，在城市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为平抑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包括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中储粮公司在内的五部委不得不紧急联合应对。11、12两月，国家粮食局连续进行了四次小麦底价拍卖；12月8日，发改委颁布《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要求通过销售临时存储粮保持市场粮价稳定。经过五部委会战，粮价终于稳定下来。

追究原因，这次粮价上涨原来竟然和两年前的“粮食新政”有关。连续几年的粮食丰收，使得粮食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防止谷贱伤农”，国务院在2004年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一种引导性和保护性价格，当主要粮食品种的市场价格低于国家制定的当年最低收购价时，国家委托中储粮公司在粮食主产省份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2006年夏粮收购时，由于预期夏粮丰收，为防止“谷贱伤农”，中储粮“照例”对小麦主产区按每斤0.69元和0.72元的最低收购价收购，而且不限制收购总量，实行“敞开收购”。由于当时的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因此出现了农民踊跃卖粮的场面。在此情况下，最终全国收购小麦数量达到4000万吨，占2006年总产量的40%以上。中储粮掌握的大部分粮源只是投入储备而不是投入市场，而农民惜售导致其他粮食企业很难再买到粮食，再加上国际粮价上涨的影响，导致小麦和面粉价格上涨，同时引发副食品价格的上涨。

在另一领域，基于民众对药品高价的厌恶，发改委对药品价格进行了严厉地管制。2006年5月，发改委与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推出了八项限制药品加价等治理整顿措施，规定不可谓不详细，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却不宜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价格控制将导致医药企业不愿将产品投向市场，从而造成药品短缺，或者是药品的实际价格并未下降，而平添了寻租的成本，最终受害的肯定是患者。事实上，一些以前很常见的物美价廉的药品已经因为政府限价而停产。

这几年，政府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基础价格，例如房地产价格、火车票价格、机票价格、煤气价格以及劳动工资等都进行了积极地干预。由于房地产价格这两年涨幅较大，对房价的干预政策层出不穷。例如，限价房政策、“70、90”政策、限制商品房预售、限制二手房转让、增加交易环节的税收等等。效果如何，世人有目共睹。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有近三十年，加入WTO已有六年时间，政府对价格干预的迷信仍没有破除。与此同时，为了迎合人们对“高价”的厌恶情绪，政府的价格干预相比六年前明显在增多。而不尊重市场规律，在不改变市场供应的前提下，企图通过改变价格来缓解矛盾，无疑是缘木求鱼。

监管企业恶化创业环境

政府官员对市容、安全、卫生、环保等有着异常的偏好，因为这是上级考察他们的业绩时能够看得到的，事关乌纱帽，自然不敢怠慢。至于在整顿市容、安全、卫生、环保的时候所产生的寻租机会，倒不是他们最关心的。然而，为满足政府偏好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会破坏城市的经济生态平衡。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在安全、环保、卫生、质量等名目下，有大量的监管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往往取代了本应由市场竞争对企业所产生的约束，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经营自由，恶化了创业环境。

近几年，全国煤矿事故频发，针对煤矿事故的安全整顿应该一视同仁，然而国家安监局却将矛头指向民营小煤矿。根据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2006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关闭了5931个小煤矿，到2008年，全国计划关闭的小煤矿将达1.1万个。对小煤矿一关了事，但对国营煤矿的安全问题却轻描淡写，从来没有采取关闭煤矿这样的严厉措施。让人很怀疑安监局整顿治理安全生产的诚意和用心。

对国有和民营企业不一视同仁在各个行业都相当普遍，在安全、环保、卫生、质量这些名目下的监管政策，往往对准的是民营企业。各地政府对城市环境的整治，对象往往也以民间弱势人群为主。请看一看这几年的报道，2006年5月12日《乌鲁木齐晚报》：“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擦鞋匠持证上岗”；2004年12月8日《北京青年报》：“浙江临安捡破烂必须统一着装 拾荒大军逃了三分之二”；2004年10月10日《武汉晚报》：“汉口火车站擦鞋嫂统一着装擦皮鞋”?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承担管制成本的只有弱势的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许多本来可以通过民间解决的问题，政府却包办了，而民众却往往不得不承担额外的管制成本，使得他们的生存更加艰难。

没有制约的政府往往对经济有着天然的管制偏好，这是官僚机构的本能所决定的，也是处在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的趋利本能所决定的。管制也有自我复制和自我生长的能力。政府天然拥有一双闲不住的手。要约束这支闲不住的手，就需要通过宪政和法治来解决。在此之前，作为“非肉食者”，专家和普通民众在呼吁政府应该管这个、应该管那个的时候，最好想一想，加强管制的后果是什么，官员为什么会热衷于这些管制，这样的管制距离计划经济还有多远？

By  王小波  来源：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66/40470/3313850.html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摘自《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By  顾海兵  来源：《南方周末》2007-3-29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329/xw/sd/200703290022.asp

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
　　
十字路口的中国大学体制
　　
编者按：去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本报上期曾对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作了追踪报道。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背景下，大学问题已经不再只是阳春白雪，它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生话题。大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既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关系到无数普通学子和教师及其家庭的命运。大学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焦点话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中国大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改革才能具有竞争力，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张鸣事件”总有落幕的一天，但对中国大学问题的反思，却不应因“张鸣事件”的落幕而结束。为此，本报约请了部分专家，就大学体制改革展开深入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质变，经济的实力与规模今非昔比。不考虑增长的环境成本，按目前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并列。地是同样的地，人是同样的人，为什么经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关键在于制度，是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分权的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中国的经济由过去的计划安排或有形之手的自上而下的平衡，变成了现在的市场安排或无形之手的制衡或互为条件、互相依赖。也就是说，过去的经济是上面审批之下的下面之间的平衡，现在的经济是上面服务之下的下面之间的制衡，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员工之间———的制衡。这种由集权的平衡到分权的制衡，实现了人格与人权的平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达到了多方共赢。

但在经济上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同时，服务于这一经济基础的大学制度却变化不大，仍是基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平衡体制，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经济的制衡体制，没有足够的公平的竞争。由此，中国的大学问题不可能不严峻。

古人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今人言，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了坏人，好的制度使“坏人”变成了好人。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秦汉至明清实行的是比较坏的制度，是王即制度、帝即法律，人可以因为理念、信仰、言论的不同而被处死；中世纪以后的近代西方、现代的中国，在向好的制度发展。但是很显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起点的不同，各个国家制度建设的进度与质量是相差很大的。具体到中国来说，只是到1978年之后，才重新定位于制度化的方向，即制度管人，这里的制度就是全世界已经公认的人格、人权之保护与物权之不受侵犯。应该说，这些基本制度，中国已经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现在的问题是，与基本制度相适应的行业制度还多有空白，大学制度就只建立了50％，因为直到今日，中国的大学，绝大部分没有构成大学制度基础的大学章程或大学宪法。看起来我们的大学似乎有不少制度，但遗憾的是所有那些制度都只是局部的、分割的、非根本性的，甚至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相互矛盾的，与国家基本制度往往不一致。

如果说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格与人权，那么可以说大学制度就是保护教师与学生的人格(教格与学格)与人权(教权与学权)。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从这一点出发，大学不是行政机构，大学是扁平的，大学的所有教师拥有平等的治校权利，大学的校长、院长不同于军队的师长、团长，他们是服务员。正如温家宝总理在3月16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政府尚且如此，何况大学？

但是，目前的大学制度或事实上的大学制度与大学的本质———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还有相当距离。这首先表现为目前的大学体制主要是纵向平衡，类似政府机构、军事单位，由学校自上而下地对学院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学院再自上而下地对系或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系或教研室也时常是对教师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由于学校不同于政府、军队，平衡者与被平衡者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平衡的难度很高，管理的成本很高，不少校长好辛苦。由此，中国大学校级领导的数量常常是国外大学的3－5倍(还不考虑庞大的校部机关)，院系级领导的数量常常是国外大学的2－3倍。如果中国的大学只配置1个校长、2－3个副校长，显然不可能完成这种平衡。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减少校级和院系级领导的数量呢？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学体制由纵向平衡转为横向制衡。所谓横向制衡，就是权力(相应的也是风险)的分解，领导者就是服务者，大学(学院)相当于一个议会，所有的教师都是议员，至少所有的教授都是议员，议长、副议长没有比议员更多的权力，但有更多的责任和与此相应的更高的工资。

自然，正如议会一样，为了效率必须分工，大学要设立各种横向的委员会，比如，除了全校(全院)的教授会以外，还应该有分学科的教授会，经选举产生的全校(全院)学术委员会、学风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经费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人事(包括校长与院长的决定)委员会、办学质量委员会、学生事务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拥有平等的权利，是决策机构、立规机构(还可以有咨议机构)，学校的机关是这些委员会的秘书服务机构。学校或学院的领导不再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可以专任总经理或秘书长，如此一来，学校或学院的领导其权力与责任就匹配了，其工作时间与工作任务就匹配了，就可以作为一个职业管理者(校长)、专门管理者(院长)履行自己的义务、发挥好自己的角色(双肩挑可能两头都挑不好)。

据了解，现代大学校长职业化已成趋势，美国的大学校长一半以上已没有学者头衔，因此不可能担任各种委员会的主任之职。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学校(学院)的领导不容易变坏、变质；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在权力平等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因此更容易和谐；学校(学院)的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成为一种伙伴关系。

大学制度所要求的这种横向制衡当然首先要体现在《大学宪法》或《大学章程》里。吉林大学已经有了《吉林大学章程》(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学院院长不担任学术委员会与教授会的主席)，中国科学院已经有了《中国科学院章程》，笔者期望中国所有的国立大学、国立研究机构早日出台自己的“章程”或“宪章”。

笔者深信，没有这种横向制衡的大学制度，中国的大学是不可能产生大师、名师的，中国的大学更可能在内耗中衰减！中国将不可能成为创新大国、创业强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By  陈志武  2007-4-12
来源：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6946

中国在市场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经济的各要素中间，一个别国少有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的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你怎么看？

陈志武：我觉得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很强劲，但并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的GDP增速比我们现在的增速还要高。

但他们后来爆发出来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增长率而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

《第一财经日报》：不过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

陈志武：如果我们把经济学作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普遍规律的学问，我个人不认为经济学可以分出东方和西方，就像物理学不能分出个东方物理学、西方物理学一样。经济学为的是更好地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需要发展，但如果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唯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那说明对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透彻。

《第一财经日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强劲，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会出在中国，你同意吗？

陈志武：我不那么乐观，至少目前没有看出苗头。我们有一种误解，好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哪里经济搞上去了，就颁给谁。要按这种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给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论赚钱谁也比不上他们。可在美国要说经济学界，谁也不会把他们包括在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给予在经济学理论上有突破的人，他们提供的一个理论给予我们一个突破性的思维视角和分析方法，就好像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这些理论，我们一下子看世界就看得更加清晰了，这才是经济学家的贡献。

如果说中国这块正在变局中的土地，给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很丰富的研究样本，我同意。但几十年来我们经济学界给世界贡献出了多少有原创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呢？诺贝尔奖没颁给中国经济学家并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要谦虚一些，更加努力。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个论据是，西方经济学家相对而言更加看重自由市场和竞争，中国在这些方面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标准，但经济却一样高速增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频频出现问题，这说明什么？

陈志武：中国对世界来说信息还很不透明，局外人判断很容易出偏差，而且经济学家的作用不在于预测明天中国股市能到多少点，那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

至于对规律的判断，西方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自由市场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如果用一个社会生产函数来刻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是一个多变量的方程，不仅有制度的变量，还有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在数学中可以用交叉偏导来刻画，一个特别强的变量可以对一个特别弱的变量产生弥补作用。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开始，就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劳动力供应，这个因素如此强劲，以至于在总的生产函数中可以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损失。你看这不是用经济学基础知识就很好解释吗？

回到现实，中国在市场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好像我们不能从阿炳的二胡拉得好，他又是个瞎子，就总结出把人眼睛搞瞎了有助于二胡拉得好。中国经济的各要素中间，一个别国少有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特别吃苦耐劳，能够忍受的劳动时间之长和劳动条件之艰，都远超过其他国家。有一个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印度，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付出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观察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其中原因，很多人都在流汗，但也有不少人在做无效功，还有些人专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认为和苏联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渐进改革路径，更加成功，你怎么看？

陈志武：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且是涉及非常复杂的综合博弈与决策。中国和前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作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水到渠成地再搞体制改革。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而苏联就不行，他自己就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到外资，而那时苏联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了，门槛相当高，靠吸收外资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条短时间内更加艰险的道路，大刀阔斧地从自身推进体制改革，这是他们的历史选择。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中国当前模式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陈志武：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生产，利润率也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作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就会暴露出问题。

By  林毅夫  2007-3-30  
来源：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6852
　　
记得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我曾写过题为“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纪念文章，提出中国经济学家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研究成果就能对国际上经济学科发展做贡献。同时，我还预测21世纪可能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们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现在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重新回顾当初提出的命题，我对这个预测实现的信心是增加而不是减弱。当时我认为21世纪很可能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首先是根据任何经济学理论本身是一个用来解释、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的简单逻辑体系这个事实。因为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大多数重要理论的逻辑经常是很简单的，因此一个理论不能从其逻辑本身来决定是否重要。其实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就越重要。

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无疑是越来越重要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虽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4倍。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一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每年经济增量已超过了美国。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则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加入WTO以后，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率超过25%。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增长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二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国热，所有的主要媒体、杂志，都以大篇幅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国际上许多非常有影响的顶级经济学家，包括像Joseph E. Stiglitz教授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到中国来的常客。中国热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

我们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现象提供了许多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经济规模大，经济现象就重要，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成为经济学大师还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说，193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不能用新古典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于是产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到1960年代出现了滞胀，通货膨胀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测的那样带来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因此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到1990年代，经济学家们又发现政府确实可以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微调，因此又出现了新古代综合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简单地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一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到了1980年代末已经取得了连续十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对双轨制的改革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那时在主流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轨制经济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而且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理由是一个经济体系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政府平衡预算。经济学家通常对很多问题意见分歧，但是Larry Summers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主流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如何进行改革才会成功却出乎预料之外地具有共识。但是中国经济1978—9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1990年到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则提高为9.9%，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那样出现崩溃或是停滞。苏联东欧在进行了休克疗法以后，也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反倒是崩溃、停滞了，而且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许多国家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绩效比较好的东欧国家各方面跟中国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如。

最近一个例子是2000到2002年间，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年年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经济会非常疲软，增长速度为零甚至是负的，只有在政府强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增长速度才可以比零高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19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和1991年开始日本的通货紧缩。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1998年7.8%，1999年7.1%，2000年8.0%，2001年7.5%，2002年8.0%，是这段时间里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于是认为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而且，1997年我国的能源使用下降0.8%，1998年下降4.1%，1999年又下降1.6%，一般认为7%或8%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高速的增长，高速增长时能源使用应该是增加的，但是中国的能源使用是下降的，这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怀疑。于是匹兹堡大学的Thomas Rawski教授首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顶多是3%，很可能接近零，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被广为引用。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现在普遍认为中国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而不是低。

从上述的例子可知，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预测后来证明是不对的。Thomas Rawski 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真是假的争论，有些人会说他是中国观察家，不是顶尖的经济学家，不足为道。然而，向苏联、东欧推荐休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会在短期内给苏联、东欧的经济带来快速转型，以及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对中国双轨制改革抱着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是主流的经济学家，而且很多是大师级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大师对这么重要的经济问题开出药方、做出预测，结果却与后来发生的事实不符，其原因应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二是现有的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本身有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新理论进展是这些大师发展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不懂经济学，问题应该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上。

其实不仅现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和主流文献上的许多理论在解释中国和苏东的转型问题上无能为力，而且，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也有同样的困境。二次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自主地追求经济发展，可是，